刘莹
【作者机构】漳州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来 源】《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年第1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报告针对乡村治理问题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乡村民俗是基于农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是村落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培育农村社区性共识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近阶段，乡村民俗文化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如何从内生动力方面促进乡村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学界关注尚显不足，实践探索也有待深入推进。
漳州地处东南沿海，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 年)，为古代闽越族地区，至中原文化传入至今，已有1 300 多年的历史[2]，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海洋文化、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逐步发展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漳州现有民俗类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39 项，其中，1 项被列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 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 项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划定6 个民间信俗保护区域[3]。漳州非遗民俗类型丰富、功能多样，是“活态”的乡村文化，不仅成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精准扶贫的重要经济资源，而且也在塑造着乡民们的情感认知和价值认同，是乡村传统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传统文化介入乡村振兴的最有效抓手。当前漳州民俗在乡村发展中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客观上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是管理模式陈旧。还存在着传统公共管理模式，政府统领着村中的发展，主观上来说，村委会主导发展方向，容易导致管理僵化、创新乏力、效率低下。二是民俗发展边缘化。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很多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村民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传统民俗文化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被日益边缘化。三是民俗传承主体急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村落的整体格局遭受破坏，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通过外出求学、务工等形式离开农村，仅剩下老弱孤独，造成民俗文化遗产“传承人”急缺。某种程度上，乡村传统文化和各种生产要素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这是乡村“原子化”，社会“流沙化”的主要原因，也是乡村治理问题的关键原因，如何在乡村内部经济发展、外部宏观环境改善的同时，激发乡村的内生力，增强内部治理能力，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是乡村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
传统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大背景下开启了新的篇章：治理方式多元发展，治理力量不断充实，治理绩效显著提高。与此相关学术研究中，切入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官治”。提倡政府为主导的治理，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第二.“情治”。提倡通过乡情治理，提高治理效率。第三“文治”。提倡重视民间信仰对乡村治理的重要性。都与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内生动力产生休戚相关，然而对于在传统乡村民俗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挖掘略显不足，对于他们的运作机制和产生功效缺乏足够的阐释力。乡村内生力的激发需要追根溯源，根据民俗的之所以产生并持续发生，且影响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说明他们的起源和发展。因此深度挖掘历史并结合实际经验，是当今相对低成本且高效率的乡村治理途径。漳州的两项非遗民俗“送王船”和“磕尪”，正是从兼容制度供给和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为切入点，去观察乡村内生力[4]。20 世纪8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大学组织了一批研究项目，深入探讨“内生式发展”，包括“内生式”(endogenous) 和“外源型”(exogenous) 的对立[5]。内生发展是在批判外生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内生发展理论强调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自身条件，其核心假设是一个区域内特定的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通过居民参与和能力再造提高发展质量。此外，内生发展强调的是培养地方基于内部的生长能力，同时保持和维护本地的生态环境及文化传统。在内生式发展模式中，除了经济以外，生态和文化也被作为重要的指标纳入考察乡村发展的体系中来，正如Jenkins 强调的，应保持传统文化在内生式发展模式中的重大影响。简言之，多元化的发展目标更接近于一种能力的培养，乡村地区只有具备了自发的生长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全面而长远的发展[6]。
漳州非遗民俗的价值是由多维度价值组成的一个价值体系，存在于其本身与人类的关系中，来源于乡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代，形成漳州人民的文化种源，为探析民俗和乡村治理提供了依据，也为新文化的发展保留了更多的文化基因和元素基础。故此，运用内生发展视角分析民俗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不仅具有契合性，还具有可行性。这就是弄懂理清当今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问题的重要原因。
“送王船”习俗于2019 年被列入福建省级非遗项目，2020 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遗“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保护项目之一，是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疍民族群团体传承“弱经济价值民俗”的典型代表，以族群信仰为核心，借鉴历代祖宗治理经验，世代传承，极大地保留疍民文化主体性，是以“族群历史经验”为基础的乡村治理模式。疍民，漳州俗称“船底人”，主要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之水域，传统上他们世代终生漂泊在水上，以船为家，主要从事运输（客运、货运）和捕捞为生，是个相对独立的族群，有拥有多彩的水上民俗。“王船祭典”是疍民每年都要举行的隆重盛大的活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漳州九龙江上的进发宫独具特色，庙宇完全以船为主体，每年农历九月十三日举行“送王船”活动。整个流程都在九龙江面上完成，与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具有契合性。原来九龙江流域水面上十几艘渔船供奉神明，“文革”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九龙江中山桥与战备大桥间江滨公园边的一艘连家船上的进发宫，据说可能是世界上最袖珍的水上庙宇，由供奉神尊的主船和厨房、烧金两艘副船联结组成。主船约90cm×85cm×88cm，船舱宽敞处正中安放着神龛式木制进发宫，神堂中主祀朱池邢李四位王爷，他们奉玉皇大帝旨意，常年驻守进发宫，代天巡狩，抚境安民。神堂中还供奉三坛小法的主公九天玄女、玄天上帝等30 多尊神像、两位神明牌位和三支“蛇神”。神像高的不过20cm，小的仅6cm，历经百年岁月依旧笑容可掬，惟妙惟肖。“文革”中，庙宇受到冲击，郑家十多位兄弟拼尽全力将王爷神像藏于江中“鲤鱼洲”才得于保存至今，成为九龙江面的一处景观。进发宫香火旺盛，信众遍布九龙江的水域以及部分陆上居民。信众认为，王爷受玉皇大帝委派，定期巡安，拯疾扶危，御灾捍患，而海上罹难者的亡魂（尊称为“好兄弟”）四处漂泊，无所归依[7]。因此，进发宫疍民每年举行“王船祭典”，恭请王爷代天巡狩，带走“好兄弟”以保族群平安。第一，拥有良性秩序的“三坛组织”，是开展“送王船”的重要保障。漳州进发宫的信众遍及九龙江畔的渔民、船民以及一些城里人。“三坛人员”大概有三类：一是小法，即本坛人员；二是弟子，即普通信众；三是义子，即给神明当义子的信众。进发宫的三坛组织究竟源于什么朝代，无从考证，他们认为大家都处于同一族群，时常开会，协商讨论，共同解决。虽然,现在部分船民已经上岸，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进发宫凝结着疍民的传统民俗,依旧是族群的精神家园。日常管理上，进发宫采用轮值制度，将三坛人员进行分组，每组六七个人，负责牙日、菩萨诞的贡品准备。进发宫的“三坛组织”在符合其传统居住空间布局的小空间里，形成属于本组织向内型的“深层民主”，促成的每年“王船祭典”的开展和传承。在疍民的精神世界里，“送王船”“做好事”“祈丰年”依然是整个族群日常生活的刚需。理事会要深入讨论每年的送王船如何办,并且不能向外界收钱。尤其是近两年由于防控要求，不允许在沙洲上进行“烧王船”，因此族群内部集资两万多元买下一艘铁皮平板运载船，用于“王船焚化”。可见“送王船”活动对于疍民们来说是族群内部“不忘根本”的大事，彰显强烈的主体性；明显不同于许多族群把民俗活动发展成为文旅资源，并与政府所强调的政绩工程挂钩，丞需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支持。第二,“送王船”,做好事，增强疍民族群有根的主体性。进发宫的“送王船”严守三坛繁缛科仪，春祈秋报，“请平安”仪式从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开始，船民们聚集到庙船里迎接从外海巡狩而来的王令驻镇，供奉在神龛之前，在进发宫驻守半年，直到农历九月十三才送回缴旨复命，即“送王船”。“王船祭典”是疍民们一年中最隆重的宗教盛典，从农历九月初八开始准备，当天船社的船只聚集到庙船前，结起法坛，构建成了水上的仪式空间。当晚，举行“开坛仪式”，他们通过罗坛形式邀请神明降临。年轻的法长手持木质蛇头的长鞭，敬拜天公，拜神明后，舞动法索，预示王船祭典开始。从农历九月初八持续到农历九月十二日，每晚都举行三坛法会，在三坛鼓乐的伴奏下，诵唱咒语，祈求平安。接下来的科仪还有：初十请王，十一踩火，十二拜尪，十三送王，十四补运，十五犒军。农历九月十三日是一年一度“送王船”的日子，整个族群都摆好祭品，参与信众众多，场面盛大。道士完成“船头醮”后，三坛乐队敲动法器敬请王爷登船，在隆重的三坛鼓乐声中，辇夫把王船抬上运载船，正式出航游江。王船游江巡安后，运载船停于沙洲附近，把米、柴、油、盐、肉、寿金等供品“添载物”放置在船上空闲位置。最后，在三坛诵咒中，王船被点燃，寓意王船化火“游天河”。黄昏时分，船队息鼓回到庙船，举行“拜老先生（祖师爷）”仪式。贡品煮熟，每样12 份，祭拜“老先生”，以示尊重，体现了疍民们追终慎远的精神，最后就用这些菜肴宴请广大信众和宾客。宴请中，敬酒独具特色，主宾把酒言欢，高喊祝酒词：“兴啊，旺啊，发啊！”整个过程“兴、旺、发”的声音此起彼伏，场面红火热烈。“王船祭典”的举行,增强了整个族群情感与凝聚力。第三，“送王船”的传统民俗，在族群代际传承下沉淀。王醮仪式中，其中除了请道士来做“请王送瘟修醮谢恩祈安植福法会”，更重要的是三坛组织的参与，世代沿袭，不计报酬。三坛行法时，以蛇为法索，赤足、讽咒、打鼓、击令尺，在三坛鼓乐伴奏下，唱诵多为七言神明史诗，称之为“哪吒令尺鼓”，具有明显的闽越文化特色。进发宫送王船的仪式组织经验和仪轨传统知识，均在宫庙理事会换届过程中实现代际传承；进发宫的王船制作技术属于彩扎技艺（神偶、王船扎制等）、“三坛鼓乐”“踏火”“落路”仪式表演均以师徒传艺为主。“送王船”承载着相关族群内部有关自然知识，是疍民们几百年来在水上生活实践的智慧结晶，如看云识天气、海流风向、潮汐时刻表以及航海牵星图等知识，体现人与海洋可持续性联系的相关实践。同时，还融合着一些彩扎手艺、科仪表演、口头艺术等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传承。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进发宫疍民通过民俗活动把整个族群有序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为和衷共济、兼容并蓄的乡村治理积累了有力的对话内容。
综上，通过观察分析,认为进发宫频繁的祭祀活动和三坛组织有序组织,是族群内部的整合,也是凝聚认同的过程。“送王船”习俗蕴含着一个族群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情感密码，饱含着重要的传统知识;其科仪隆重热烈，贯穿着对风险和灾难的反思，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的作用。因此，“送王船”是一个有根有魂的内生式治理的好经验。
漳州洪塘村特色民俗“磕尪”活动延续至今已有300 多年历史。2010 年“磕尪”民俗被列为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闽南人民崇神拜祖，此习俗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宗亲家族为组织”的典型代表，且与“传统小农经济”自洽的乡村治理经验。按照当地习俗，每年农历正月十二日，村民们会抬着三国蜀将廖化、唐代辅胜将军李伯瑶的神像，在赛场上来回对撞，以此来抚慰阴灵，祈福辟邪。第一，“磕尪”习俗是一项通过模仿表演来祈福辟邪，兼具人文关怀的慈善民俗。此习俗是模仿以开漳圣王陈元光为“裁判爷”，主持“廖化将军”与“辅胜将军”骑马比武，纪念仪式是历经民众和岁月筛选后保留下来的。相传，“磕尪”习俗与郑成功在此抗清有关。当年郑成功的部将刘国轩在这里歼灭了清军贝勒王数万名官兵。后来洪塘村担心将士的亡灵在此兴风作浪，所以每年的正月十二，各家各户都要置备丰盛的祭品，进行祭拜，抚慰阴灵。整个活动不仅是洪塘村民为了祈求平安，追思先烈，更是一项以人文关怀为内涵、兼具安抚“恤孤”之意的慈善民俗，体现了民众对这些阴灵的尊重及怀念。不管是烧纸钱送祝福，还是捧菊花寄哀思，都具有自发的朴素的“慈善”思想，因此历经以“仁义礼仪”历国朝代更迭中，得以传承延续至今。再则以神明作为惩恶扬善的公审者，无形中也约束了村民行为，也体现了民间习俗对民众的引导劝善，提供精神慰藉的作用。第二，“磕尪”仪式承载的是每个洪塘子孙的自我认同。在洪塘村，每人均认为能够参加“磕尪”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在比赛过程中，他们更深入地认识到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使命，在村落的活动中进一步形成了对群体意识的认同。奇特的“神明打架”成了本地标志性的存在，对于共同神明的祭拜在生活中起到加强亲友联系，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村民心里，“磕尫”不仅是祈福辟邪的民俗活动，也是维系宗亲感情的纽带。村里每年都会举行“磕尪”活动，邻村田址、下陈、上洋三村的洪姓村民也会组队参加，红火热烈，自娱娱人。表演过程是村民集体认同感形成的过程。鼓乐震天，村民助威，不仅是对表演者的鼓励，同时也是情感的宣泄。某种程度上，民俗活动通过族群生活的体验，激发着社群内部的内生力，是族群内部的稳定力和向心力的保障。第三，仪式生动活泼与清规戒律众多的宗教仪式形成反差。传统宗教祭祀强调是烦琐的科仪和祭典，“磕尪”民俗免去了繁文缛节，冲破了众多传统束缚。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原先比赛是不许女性参加的，而现在却打破禁忌，鼓励青壮年女性也踊跃参加，以增添活动氛围。神明泽被后世在整个村落中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性，满足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向往。因此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智慧，它本身具有时俱进的能力；作为乡村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其内生于乡土宗族社会的民众群体密不可分。激发了群众积极向上、勇于进取和团队协作的良好精神面貌，增进了村民间的交往和友谊，密切了周边村社友好关系，促进了村村联合发展。这也是磕尪民俗能够传承300多年的最大原因。
综上，乡村内生性的激发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举足重轻的作用。简言之，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找到乡村化解内部矛盾解决方法的历史原因与现实根据。任何一个民俗之所以能够得以传承，延续百年，必定与源于他们族群内部自发形成的，稳定秩序的力量密切相关。因此，努力发掘源生于乡村，弘扬能耐受住乡村现实锤炼的“乡村内生力”，是开辟乡村治理新道路的关键。
伴随漳州市区域重规划和民生保障的加快，当前正处于乡村、产业、文化三大产业相融合的初始阶段，一些发展的短板依然存在，制约城乡高质量发展，因此必须深刻弄清目前的新形势，把握新机遇，提高忧患意识，强化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振兴。
漳州非遗民俗文化的振兴是高效治理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重构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抓住行政区划调整的有利时机，立足文化名城定位，坚持以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文化产业为主攻方向，发挥中心城区文化产业对周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全面提升中心城区的文化定位，同时着力构建漳州特色的“非遗民俗文化传承发展”的大格局。在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以农民群体为基础，调动农民参与热情，全面引导与有序推进相辅相成，提高农民的参与指数，力促乡村内生力的增长。
漳州非遗民俗文化既代表着漳州人归属感和自豪感，具有独有的凝聚力和认同力，更是永不过时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其传承任务繁重，急需有情怀的能人志士参与，强化壮大人才支撑体系。因此要激发乡土力量，聚合多方资源，推动区域内的有效治理。进一步精准政府资金投资靶向，强化资金筹措机制，不断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构建“非遗民俗文化传承发展”资金保障体系；进一步统筹发展漳州乡土资源，鼓励农民进行投资管理，探索产业运营的新思路和乡村发展振兴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加快塑造“漳州非遗民俗文化品牌”，推进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
漳州人传承并弘扬爱国爱乡、爱拼敢赢、崇文重教、重义求利、崇神拜祖的精神，沉淀于历史、根植于文化、迸发于当代，是当地人民生生不息、蓬勃向上的动力。要让民俗宝藏“活”起来，必须推动其融入生活，实现活态传承，指引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行为规范,因此必须深化文旅产业融合,提升非遗民俗文化内涵和附加值。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推广“云展会”，通过线上线下模式，延伸“漳州味•漳州造•世界行”效应。充分利用“花样漳州”“福建土楼”等文化名片，策划好乡村商贸、文化、旅游相关大型节庆和品牌活动，结合广播、报刊、电视等传统宣传方式，整合微信、微博、视频号、抖音等社交新型媒介，实行线上线下双线、多行业联合推广，以品牌活动提升闽南文化的影响力。
当前漳州经济社会发展将步入产业、城市、社会全面迭代升级的关键时期，即将面临全球政治经济跌宕起伏，以及全球产业格局和治理体系深刻变化，也将迎来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和国内经济大市场的蓄势迸发，需审时度势、迎难而上。根据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立足漳州瑰丽独特的生态与经久不衰的文化底蕴，结合“内生发展理论”视角，深掘历史，追流溯源，找到禁得住“乡村现实张力锤炼的内生力”，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农民生活富裕，乡村宜居宜业、发展高质高效。
[1]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求是，2019(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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